清李集《愿學齋文鈔》是清人稀見文人別集（南開年夜學藏書樓躲，廣西始發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之一種。卷十刊有短文《元刻日知錄跋》，記錄了顧炎武師長教師最後刻印《日知錄》的軼事，對研討其版本的演化有參考價值。茲抄寫如下：
師長教師與曾年夜父交最契，是錄成書 即緘寄黔陽。曾年夜父報詩，昨者 日知錄寄我楚南峰是也。家躲師長教師手札，無慮數十通，有云謬誤數條，未得貴賓駮正，輒乃自行揭發。又得續錄數卷，未必來者之不堪于今也。天末萬山馳書來去，先輩之虛懷勤學，集童年即寶。是書加以紅筆后，得潘氏所刊全書讀之，雖較此廣涵，而精核似遜之矣。三伏出曝，志其經過于前幅。
《日知錄》是顧炎武平生血汗的結晶。康熙九年，顧炎武拿出本身的積儲初次刻印《日知錄》，那時只要八卷。在以后的六七年間，不竭修訂彌補，寫成了二十余卷。他很想再刻《日知錄》，卻又不敢以此為定本，總感到有一些不完美之處，需求彌補。他的來由很是充分：“蓋全國之理無限，而正人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古舊日之得，缺乏認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君子心，撥濁世以興承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初刻《日知錄》自序）最后決舞蹈場地議，在本身盡筆之后，將此書躲之名山，傳諸其人，留給后世。直到初刻二十五年后，即康熙三十四年，三十二卷的足本《日教學場地知錄》，才由共享會議室顧炎武先生潘耒收拾刪訂，在福建建陽刻印。此時顧炎武已去世十幾年。
私密空間讀《顧炎武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見顧炎武《與李良年武曾書》（《亭林詩文集》），記有《日知錄》樣本刻出后寄李良年一事：“弟夏五出都，仲秋復進，年來蹤影大略在此。將讀退谷師長教師之躲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覿面也。率爾不宣。”清康熙十年(1671) 李良年的好友曹申吉出任貴州巡撫，李良年隨之進黔，于康熙十二年冬返鄉。在這時代，他收到了顧炎武寄來的《日知錄》初刻本。
關于《日知錄》刻本，顧炎武在與潘次耕（潘耒）、楊雪臣等人的多封信札中，談及自我評價、刻印意愿和“啟多聞于后學，待一治于后王”的幻想。李家躲有顧炎武手札數十通，不難想見彼此友誼之厚。
李良年（1635～1694），字武曾，號秋錦，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是《愿學齋文鈔》作者李集的曾年夜父（曾祖父）。他少有雋才，與兄李繩遠、弟李符齊名，時人稱“三李”；又與朱彝尊并稱為“朱李”。李良年平生往來南北，游蹤遍全國。后來至京師，舉試“博舉鴻儒”科，不遇。后徐乾學開志局于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傳世。
顧炎武北游后，于康熙二年(1663)初度抵達陜西，心里就有持久棲身陜西的預計，甚至很想在華陰和富安然度暮年。康熙十六年(1677)，他以65歲高齡再度人陜。初秋時節，穿越山西，過潼關，達到富平。富平學者李因篤比他年青十八歲，彼此是忘年交。順治三年，顧炎武曾應邀為其父親撰寫《富平李君墓志銘》。顧炎武在濟南蒙難，李因篤多方奔忙，極力營救。李因篤一度旅居代州，在他的輔助下，顧炎武買田營墾，并召來先生潘耒等二十余人，披荊棘，辛苦耕作。富黎明月山下居所，是顧炎武、李因篤會商學問的處所。朱彝尊和李良年也經常前來聚首。李集說：“師長教師與曾年夜父交最契，是錄成書即緘寄黔陽。”該書當為康熙九年顧炎武八卷自刻本，是顧炎武手定的《日知錄》最早刊本。但畢竟是刻于山東德州，仍是江蘇淮安，學術界另有爭議，暫且棄捐。
康熙十二年（1673），顧炎武師長教師有《又答李武曾書》云：“黔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到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樓煩、雁門之間。若頻陽至近，生成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這般者，可為喟然一嘆！ 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超校訂，輒乃自行揭發，容改后再呈。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堪于本日也……”顧炎武收到李良年遠在黔中的信札后，也覺察了初刻本的兩處瑕疵，力圖完善的他，不免難免為之慨嘆。這，也恰是他遲遲不敢將《日知錄》示人的啟事。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收拾的《日知錄》遂初堂本，終于在福建建陽收拾付刻。這是顧炎武在八卷本初舞蹈場地刻后，不竭擴大、修正的底稿，共三十二卷。普通以為，潘耒對于顧炎武《日知錄》遺稿，作了刪削收拾。也許，由于缺乏李良年如許的貴賓駁正，依然不免留下些許遺憾。李集說：“得潘氏所刊全書讀之，雖較此廣涵，而精核似遜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