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古代不雅念對中國古典小說停止重釋重構，是“五四”以降文學研討和運動的一個主要面向。這標志著古代文學認識簡直立，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與實行。在創作上，很多作家化用古典資本（包含文學、汗青及哲學的）來停止寫作，如施蟄存的《石秀》和《將軍底頭》、郭沫若的《屈原》等。在實行上，新文明活動以來的“潔本”小說可堪代表。1935年7月，開通書店出書了一套面向中先生群體，以普及性為主的潔本章回小說，此中包括由茅盾敘訂的潔本《紅樓夢》。對于這部潔本，此前已有一些研討[1]，不外年夜都逗留在先容事務的層面而缺少深刻的闡析。對此，本文試圖厘乾淨本之于藍本（程乙本）的刪省，在此基本上剖析“刪紅”之因，并對其得掉加以切磋。
一、茅盾晚期經歷中的《紅樓夢》
所謂晚期經歷，本文將其節點規定在1935年潔本《紅樓夢》出書之前。茅盾自幼擁有深摯的古典文學基本，小學時便進修過《論語》《左傳》《孟子》《禮記》《易經》等先秦經典，中學后又接觸到《世說新語》《昭明文選》等冊本和很多舊小說。這些書可謂是茅盾少時的發蒙讀物，后來他回想說：“青年時我的瀏覽范圍相當普遍，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在古典文學方面，任何門戶我都感愛好……至于中國的舊小說，我簡直全都讀過（包含一些彈詞）。這是在十五六歲以前讀的（年夜部門），有些可貴的書（如《金瓶梅》等）則在年夜學唸書時讀到的。”這足以證實茅盾瀏覽愛好的普遍和瀏覽量的豐盛。進進北年夜預科以后，茅盾又深刻地研讀了先秦諸子及前四史。小學到年夜學的教導經過的事況為他打下了比擬堅固的舊學根柢，他在經學、史學和文學上都有必定的積聚。
1916年，茅盾進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開端停止編譯任務。在1926年分開前的這十年間，他除了介入倡議文學研討會、鼎力先容世界文學和倡導新文學、改造《小說月報》外，也在收拾中國舊文學上做出過不少進獻，包含編選《中國寓言初編》《莊子》《淮南子》《楚辭》（后三者同屬商務印書館出書的“先生國粹叢書”系列）等冊本、開辟中國神話研討以及撰寫了大批的中國文論。
從茅盾晚期文論中，可看出他對中國舊文學的批評立場，集中表現為對“文以載道”和“游戲消遣”兩種文學不雅念的否決。茅盾以為，舊文學者的文章是“無為而作”“替古哲圣賢宣揚年夜道”“替圣君賢相樹碑立傳”以及“替善男惡女認命果報不爽”的，這種“代圣立言”的載道不雅和把文學“只當做消遣品”的游戲不雅為中國現代文學者對文學的兩種曲解。對章回體小說創作而言，載道不雅令小說家“擯棄真正的人生不往察看不往描述，只知把圣經賢傳上朽腐了的格言作為全篇‘柱意’,憑空往想象出些人事，來附會他‘因文以見道’的高文”，游戲不雅則令他們本著“‘吟風賞月文人風騷’的素願，游戲起翰墨來，成果也擯棄了真正的的人生不察不寫，只寫了些佯啼假笑的不天然的惡札”。中國現代從來只把“各類論文詩賦看做文學，而把小說等都視為稗官野乘街談巷議之品”，將詩賦用以載道，小說用以消遣，即是“中國文學不發財的緣由”。這些不雅點明示著“五四”劇烈反傳統的一面，試圖對傳統文學做清理。但與此同時，茅盾也保存了對《紅樓夢》等多數古典名著的確定。
1924年3月19日，上海澄衷中黌舍長曹慕管致信《先生雜志》主編楊賢江，將《紅樓夢》扣上了“性欲小說”的帽子，來由在于“年夜不雅園只要一對石獅子是潔白的”，趁便也將《水滸傳》與《儒林外史》打進“響馬小說”和“科舉小說”之列。對此，茅盾撰文表達了激烈不滿，以為這是“《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他寫道：“一件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品德題目的，凡讀一本小說，是觀賞這本小說的藝術，并不是把它當做倫理教科書來讀……何況《紅樓夢》只不外多描述些男女愛情，何嘗是倡導性欲？”由此可知，茅盾盡無將《紅樓夢》劃進初級興趣的消遣文學一類之意，“奇辱”一詞即可證實。而《紅樓夢》并非載道立言之作，則可從茅盾1934年為潔本《紅樓夢》所作的《導言》中窺見一二：“《紅樓夢》以前，描述男女私交的小說曾經良多了，可是年夜都把漢子作為主體，男子作為從屬；寫男子的窈窕溫順無非烘托出男人的‘艷福不淺’而已……賈寶玉和很多‘佳人才子小說’里的主人公分歧的處所，就在賈寶玉不是什么‘風騷教主’,‘護花使者’, 而是同受舊禮教搾取的不幸人兒。”在這里，茅盾不只指出了《紅樓夢》分歧于傳統佳人才子小說之處，亦闡明了賈寶玉的“受益者”成分。《紅樓夢》非但不是封建道統的保護者，正是以反水者之姿痛斥禮教的。由此，茅盾實在并未將《紅樓夢》歸入批評之列。
假如從“國故”的角度來看，茅盾對《紅樓夢》亦是推重的。一則他鑒于“收拾國故”活動的熱度在《小說月報》第13卷第7、8兩期開設了“故書新評”一欄，用以“頒發同人的鄙見，并俟佳篇；兼認為小範圍的‘收拾國故’的功夫”，而此中僅有的兩篇文章都是針對《紅樓夢》的，分辨為俞平伯的《后三十回的紅樓夢》和《高著紅樓夢后四十回評》。二則他在回應版主讀者來信中提到：“（亞東藏書樓）翻印《紅樓夢》天然未為收拾國故，但《紅樓夢考據》一文，以我想來，總該放進‘收拾國故’欄里”，這確定了紅學研討的意義，也相當于直接確定了《紅樓夢》自己的價值。
縱不雅茅盾1935年及之前的文章，所涉《紅樓夢》的部門，評價都是比擬高的。在談及中國小說中的佳作時，他總會拿《紅樓夢》來舉例。例如，《紅樓夢》是“作者靠著一副天賦”戰勝了格局約束的“杰作”，是“文學遺產”中“可以稱為‘文學’而不是‘文字游戲’的工具”。同時，在類型上，茅盾以為“《紅樓夢》是一部‘寫實的’小說，《紅樓夢》寫了情面世態”。而這一將《紅樓夢》視為“寫實”小說的結論，可謂至關主要，不只代表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態度，也成為茅盾后來削刪《紅樓夢》的中間思惟。
二、潔本《紅樓夢》：若何刪又因何刪？
1934年，茅盾受開通書店之托介入了潔本《紅樓夢》的敘訂任務。除《紅樓夢》外，這套潔本叢書還包含由宋云彬敘訂的《水滸傳》和周振甫敘訂的《三國演義》。從茅盾所寫的《紅樓夢（潔本）導言》（下稱《導言》）中可知，他以亞東藏書樓出書的程乙本《紅樓夢》為“刪紅”的藍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亞東本”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刪往傳統的眉批和夾注，應用舊式標點并從頭分段，為古典小說付與了古代體式。“亞東本”《紅樓夢》自1921年面世以來，經過的事況重版并屢次重印，對《紅樓夢》的普及化和經典化起到了深廣的影響。將古典小說在情勢長進行古代重構，是“亞東本”的創舉，書前由胡適所作的《紅樓夢考據》一文，則代表著“收拾國故”的實績。茅盾選擇“亞東本”作為藍本，正印證了其影響力。
在潔本中，茅盾保存了“亞東本”原有的標點和分段，未在情勢上做年夜修改，只對內在的事務加以削刪并在接榫處略作了語句調劑。在削刪后，茅盾將原著縮減，從頭分紅五十回，并擬定新的回目。而梳理詳細的削刪內在的事務，還需從茅盾所作的《導言》進手。此中所言，共涉三條尺度：
第一，“通靈寶玉”，“木石姻緣”，“金玉姻緣”，“警幻仙境”等等“神話”，無非是曹雪芹的煙幕彈，而“太虛幻景”里的“金陵十二釵”正正冊以及“紅樓夢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論”又是曹雪芹的逋逃藪，放在“寫實精力”頗見濃重的全書中很不協調，論文章亦未見出色，鄙人就勇敢將它所有的割往。
第二，年夜不雅園眾姊妹結社吟詩，新年打燈謎，諸這般類“大雅”的故事，在全書中算得最有趣的章回。……這一部門大雅勝事，此刻也所有的刪往。
第三，賈寶玉挨打……“王熙鳳毒設相小樹屋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賈政放外任，門子作弊……割往了也和全書故事的成長沒有關系，此刻就“盡量刪削”了往。……此外小小刪省之處，不克不及逐一羅列，而刪省的來由也不過是“并不成惜”罷了。
這三條看似曾經將刪削的準繩及內在的事務做了交接，但對于探討文本還遠遠不敷。為此，筆者在將潔本與程乙本《紅樓夢》停止對校后，在原有尺度基本上做了從頭回納：
起首是“神話”部門。《紅樓夢》中的神話架構重要在年夜荒山青埂峰無稽崖和警幻仙子離恨天之上的太虛幻景兩重世界中睜開，茅盾則將之盡數刪往。前者包含第一回開篇對全體神話架構的交接、第八回中對通靈寶玉的先容和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叔嫂逢五鬼”等部門。后者則包含賈寶玉幾回游太虛幻景、夢游另一處“年夜不雅園”、魂靈出竅等情節，還包含柳湘蓮遇尤三姐幻象、鴛鴦臨逝世前遇秦可卿幽魄等。別的，一些包含鬼門關還魂和幽魂托夢以及陰司報應在內的含有“鬼氣”的情節被恰當刪除，例如第十六回“秦鯨卿夭逝鬼域路”、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第一〇一回“年夜不雅園月夜感幽魂”、第逐一三回趙姨娘遭報應暴斃以落第逐一四回“王熙鳳歷幻返金陵”等。
其次為茅盾所言“大雅”與“可有可無”的部門，可以劃回一處會商。詳細有第十四回“賈寶玉路謁北靜王”、第十八回元妃探親中賦詩和點戲情節、第二十回賈環“趕圍棋作耍”、第二十二回“制燈謎賈政悲讖語”、第二十八回吃酒行令、第五十二回會商詩社標題等。同時，第三十二至三十八回以落第四十二至四十五回、第四十九至五十一回等在潔本中都被全體刪除。
這些都是《導言》中曾經說起的，除此之外，茅盾恰好漏掉了對潔本之“潔”的闡明，只是把“毒設相思局”放在“可有可無”處提了一句。經由過程梳理，茅盾共刪往了以下“不潔”之處：第六回“賈寶玉初試云雨情”、第九回（后半部門）至第十二回全體（含薛蟠“龍陽之興”的描述、寶玉秦鐘二人同“噴鼻憐”“玉愛”的異性關系的先容、“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等）、第十五回“秦鯨卿得趣饅頭庵”、第十九回茗煙小書房私會、第二十一回“俏平兒軟語救賈璉”、第四十四回賈璉和鮑二媳婦通奸、第六十五回賈璉和賈珍同尤三姐吃酒調情、第八十回薛蟠與寶蟾拉扯以及王一貼以“房事”譏諷寶玉等段落。
最后，對章回體小說中套語的刪省也是《導言》中未提到的。早在“五四”時代，茅盾就曾經批評過章回體小說情勢上的僵化，以為它們“每回書的字數必需粗略相等，回目要用一個對子，每回開首必用‘話說’‘卻說’等字樣，每回的尾必用‘要知后事若何，且聽下回分化’，并附兩句詩；處處死板牽強，叫人看了，其實起不起什么美感”。固然《紅樓夢》靠著作者的“一副天賦，總算克勝了難關”，是新式章回體小說中的杰作，但格局照舊未脫藩籬。
所以，茅盾仍是將作為交叉過渡的“暫且不提”以及末尾處的“且聽下回分化”等套語刪往了。并且，他還將作者參與評價的部門刪除，例如第二十八回開首拔出的一段：“試想：林黛玉的閉月羞花……”，“恰是：花影不離身擺佈，鳥聲只在耳工具”；定場詩也刪失落，例如第三回中賈寶玉進場時的詩句。凡此各種，這里不再逐一羅列。
究其緣由，筆者認為“刪紅”起首要斟酌出書方的訴求。實在早在1920年，胡適就曾經在談及國文教導時提出刊行潔本。他以為與其讓先生們偷看“禁書”，倒不如用“救弊”的方式領導他們看，“把那些淫穢的部門刪省往，專作‘黌舍用本’”。開通書店踐行了這一建議，明白地將中先生作為目的受眾，以其接收才能為導向，規定合適的范圍。同時，在斟酌教導意義的同時，出書方又兼有貿易上的考量。“顛末專家擬訂”，底本不宜瀏覽的古典小說成了“不缺少教導價值的工具”以及與教科書相適配的課外讀物，這不掉為一種賣點和噱頭。總之，對“不潔”的削刪，是潔本的焦點要義，其緣由是了了的。
別的，也是更主要的，“刪紅”還與“寫實主義”的文學不雅念相干。在《導言》中，茅盾將《紅樓夢》解讀為“自敘傳性質”的小說，也是作家“有興趣地利用了寫實主義的作品”。在筆者看來，“寫實主義”實為茅盾“刪紅”的標尺與念頭。早在文學反動發端之初，陳獨秀就曾在《文學反動論》中召喚“扶植新穎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在此推進下，按照“寫實主義”尺度遴選經典的風尚逐步構成，“寫實”本身成為文學發蒙的訴求之一。而以“寫實”評紅，亦非茅盾的開創。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就曾指出：“（《紅樓夢》）論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穎。而眾人疏忽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測度之說，久而遂多。”所以，《紅樓夢》為“寫實”小說這一結論，并非茅盾一己之見，其對“寫實主義”的懂得，也年夜體上順承“五四”文學“《新青年》—文學研討會”一脈的不雅念而來。
詳細而言，這表示在對小說體裁的見解上。在1928年出書的《小說研討ABC》中，茅盾對小說的界定是：“Novel（小說，或近代小說）是散文的文藝作品，重要描述實際人生。”而經由過程對中國“小說”這一概念的溯源，他提出“‘小說’的意義在中國事多麼的復雜含混”，并以為中國書里“找不出‘小說’的對的界說”。在古代語境中，“小說”一詞只是“novel”或“fiction”的翻譯而并非中國固有的概念，小說實為一種進口貨。依照魯迅所言，“中國小說自來無史”，而根據茅盾的說法，中國甚至自來無小說。以東方不雅念評判和審閱中教學場地國文學，是“五四”文學反動的基礎態度。茅盾接收“五四”傳統，條件是接收一整套東方文學不雅念和價值系統，并以此為參照系來對中國文學停止評判和改革。茅盾評價中國文學，尺度之一就是用“novel”的特征來挑選中國的舊小說。
從情勢上看，章回體小說在體裁特征上更接近“novel”，曾經算是成熟的文本，而不再是“稗官別史”“街談巷議”或措辭人的藍本了。不外，回目的題、章回體套語這些“落后”的格局，則與“novel”有所收支。或許，這即是茅盾重訂回目的題以及刪改章回體套語的緣由。從內在的事務上個人空間看，近代小說“必需有緊密的構造，活躍有魂靈的人物，并且要有合于書中時期與人物身分的佈景或周遭的狀況”，又需以“描述實際人生”為主題，這基礎是茅盾對寫實主義作品的歸納綜合，也是“刪紅”的內涵邏輯。由于《紅樓夢》中“大雅”的詩賦和“可有可無”的其他情節，對于展示“實際人生”是有益的，所所以應當刪往的。
茅盾對“寫實主義”的懂得，還與胡適的“自傳說”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布衣文學”不雅念相干，前者為其供給了實際根據，后者在邏輯上與“刪紅”準繩暗合。在《導言》中，茅盾先是對《紅樓夢》成書經過歷程、版本及作者生同等做了先容，此中相當一部門基礎是對胡適《紅樓夢考據》的復述，這可從“讀者倘要細細研討，請讀胡適之的《紅樓夢考據》”的表述中證明。此外，茅盾在1954年的一次講話中，也婉言遭到胡適的影響。此中提到：“‘五四’時，我受了《新青年》的影響，天然也受了胡適的文學思惟的影響。……在一九三五年我應開通書店邀約，編一本所謂《紅樓夢》潔本的時辰，我在後面寫了所謂‘導言’，就完整抄引了胡適的謬論。我不諱言，那時辰，我做了胡適思惟的俘虜。”固然“俘虜”一詞能夠言之過火，但對于胡適文學思惟的接收之意已然非常清楚。
作為新紅學的首創者，胡適在考據曹雪芹門第的基本上提出了“自傳說”。經由過程考據，胡適盼望“能把未來的《紅樓夢》研討引上合法的軌道往：打破疇前各種牽強附會的‘紅學’發明迷信方式的《紅樓夢》研討”，其著眼點在于學術立異。而在茅盾那里，“自傳說”則被利用于批駁，成為“寫實主義”評紅的符合法規性根據。經由過程對曹雪芹生平的考據，曹家的家史被確證為《紅樓夢》的本領，甄賈寶玉即作者化身。那么，“太虛幻景”“通靈寶玉”天然也就成了將“真事隱往”的“煙幕彈”。既然《紅樓夢》的內核是寫實的，那將神話一脈刪往，也便說得通了。所以，胡適之于“刪紅”的影響，無疑是直不雅的，更是主要的。
比擬之下，周作人的影響陳跡則是絕對隱性的。“五四”時代，周作人最年夜的實際進獻便是提出了“人的文學”和“布衣文學”等概念。至此，“實際主義的倡導才有了稍為詳細的內在的事務，初步樹起了實際上的綱要”，從而“以人性主義精力往改革傳統的文學不雅念，從創作立場與寫作內在的事務這些本質題目上劃清爽舊文學的界線”。《布衣文學》中所倡導的以“充分的內在的事務”和“誠摯的文字”的布衣文學來否決“雕章琢句”“潤飾的，吃苦的，或游戲的”貴族文學的不雅念，為陳獨秀《文學反動論》中的“三年夜主義”進一個步驟張目。茅盾“刪紅”背后的邏輯，實在與周作人不雅念存在某種水平的暗合。
在茅盾看來，《紅樓夢》經由過程“寫些飲食男女之事”，表示了活生生的人，這與“人的文學”不雅念相通，而原著中“陰司天堂報應”之類充滿“鬼氣”的工具，則含有“非人”的顏色。茅盾將這些部門刪往，表現出對“人”的確定與對“非人”的排擠。同時，茅盾批評“游戲立場”和“名流興趣”而聲張“為人生而藝術”，又與“布衣文學”的態度相合。“游戲立場”前文已有說起，“名流興趣”則用來指涉“拿消遣來做目標，假文學罵人，假文學媚人，發本身的怨言”的中國新式文人，天然包括對無病嗟歎、附庸大雅一流的貶低，鴛鴦蝴蝶派文人即為典範。
可是，把名流帽子扣在曹雪芹頭上，顯然是不公的，《紅樓夢》中詩賦盡非普通俗氣之作。在全體評價上，周作人與茅盾都比擬客不雅，未將《紅樓夢》列進“名流”與“貴族”文學之列，前者視其作最好的章回體小說，是接近“幻想的布衣文學”（《布衣文學》）、反應了男女婚姻的“題目小說”（《中國小說里的男女題目》）；后者將其劃為“寫實主義”作品，確定“沒有搖擺造作”、不決心以“驚人之筆”取巧的真摯一面，也異樣誇大小說“寫婚姻不不受拘束的苦楚”的社會心義。不外，就詩賦這一內在的事務，則另當別論。拋開藝術水準非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在實質上仍是屬于“文字游戲”一類，“無非要矯飾他幾首‘好詩’和幾條‘好酒令’；曹雪芹于此也未能免俗”，固然《紅樓夢》是“幻想的布衣文學”、真摯的“寫實”小說，但這些新式文人翰墨，卻不是“寫實”的、“布衣”的，而是全書“最有趣”的，故而茅盾要將“這一部門大雅勝事”所有的刪往了。
但是，假如只斟酌茅盾身上“五四”的一面，顯然疏忽了其右翼作家的成分。1933年，《半夜》出書，成為以階層方式分析社會題目的代表之作。而在《半夜》之前，茅盾就已在創作中自發地應用了階層剖析方式，且也是對古典文本的重構——即1930年以《水滸傳》和《史記·陳涉世家》為底本改編的《石碣》《豹子頭林沖》及《年夜澤鄉》三篇小說。1931年，這三篇小說支出《宿莽》，在《引言》中，茅盾寫道：“一個曾經頒發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艱苦題目也就是如何使本身不至于粘滯在本身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子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持續地根究著更合于時期節拍的新的表示方式。”所謂“合適時期節拍的新的表示方式”，對這三篇小說而言共享空間即為挖掘農人起義者身上的階層屬性，展示牴觸沖突——義兵和官軍的對峙以及梁山外部由于階層出生而發生的派系之爭。
可是，從《導言》及削刪部門來看，茅盾在“刪紅”中并未有興趣凸起“階層”，這實在和《紅樓夢》自己的特質有關。從階層斗爭角度來看，《紅樓夢》的反動性不如《水滸傳》，它展示的是貴族階層的外部生涯而并非統治與被統治階層間的抗衡，其“提高”性重要表現在反封建禮教搾取、尋求婚姻不受拘束、聲張特性束縛上。所以《紅樓夢》更契合“五四”話語而非“反動”話語。對此，茅盾是確定的。他認可小說并未寫出“封建貴族的瓦解經過歷程”，也不會是“封建社會成長到末葉的必定要有的產品”，它只是“一部‘寫實的’小說”，且比之前“描述情面世態的文藝作品”更寫實的小說。茅盾真正以明白的階層態度來解讀《紅樓夢》，要到1940年到延安以后了。在會商平易近族情勢題目時，他提到，作為衰敗的貴族，曹雪芹固然“對于本階層的生涯習氣，思惟認識，抱了很年夜的惡感，但是他的階層態度限制了他的思惟成長到對的的國民民眾的途徑”。
所以，懂得“刪紅”，要害仍是在于懂得“寫實主義”，以及這背后所展示的“五四”文學的話語邏輯。茅盾對文本的削刪，顯明遭到了胡適新紅學的影響，又與周作人的文學不雅念相契合。但受其影響并不料味著與其雷同，茅盾的懂得亦有超出後人、超出“五四”之處。
一方面，胡適的“自傳說”有其顯明的局限性。陳平原就指出：“‘自傳小說’與‘自傳’不是一回事，這點稍有文學知識的人都清楚。胡適之師長教師再有‘考證癖’也不應將二者混為一談。正由於胡適及其同志過于陶醉在以作者門第證小說的勝利，疏忽了小說家‘假語村言’的權利，‘紅學’逐步演變為‘曹學’。”假如考證方式無窮延長，很不難將文學文本與汗青文獻的界線含混，把小說看成“信史”來讀，這當然是欠妥的。但茅盾并沒有墮入考證的騙局，他一直都誇大文學的自律性。他對《紅樓夢》的解讀，起首在認可這是一部文學作品而非汗青文獻。茅盾確定賈寶玉為曹雪芹的化身，并不代表他以為賈寶玉同等于曹雪芹，也不代表他以為小討情節與作者本領有逐一對應的關系，這是他與胡適的實質差別。
另一方面，茅盾所誇大的“寫實主義”，著重瑜伽教室點曾經傾向于社會心義。茅盾以為，《紅樓夢》以“寫實的精力”展示世態，首創了“中國小說發財史上的新階段”。茅盾固然和周作人一樣重視“人性主義”，從特性束縛的維度來解讀賈寶玉。但從《導言》行文的次序來看，他仍是把描述世態放在了描述“活生生的人”之前來闡述，意在凸起《紅樓夢》“寫實”之中的社會心義。同時，茅盾在潔本中特地保存秦可卿和賈母的凶事、元妃探親、大年節祭宗祠、元宵開夜宴等情節，以為“這幾段文字描述封建貴族的排場，算得很好的社會史料”，加倍闡明了他對社會心義的重視。對此，有論者也指出，茅盾對《紅樓夢》“寫實主義”的闡釋將“五四”時代底本“帶有天然主義特色的‘寫實’延長至認識形狀層面的‘社會寫實’，從創作思惟上付與這部作品以社會批駁的意涵”。總之，茅盾對“寫實主義”的誇大和懂得，以“五四”文學為基本，并對“五四”文學停止了必定的超出，從“為人生”擴大至“為社會”。
三、茅盾“刪紅”的得掉與啟發
對于“刪紅”的得掉，筆者認為，需求一分為二地來對待。作為“刪紅”的成果，潔本《紅樓夢》有其積極性意義。固然開通版潔本《紅樓夢》在版本史上的位置不及“亞東本”，但也同“亞東本”一樣經過的事況過屢次重印及重版。就筆者所知，在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前，潔天職別于1935和1948年前后刊行過四版（版式分歧，內在的事務分歧）。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北京寶文堂書店和中國青年出書社又分辨在1982和1992年停止過重印。所以，潔本《紅樓夢》無疑有必定社會影響力。客不雅來講，顛末削刪的潔本，故工作節加倍簡練，不只實用于中先生群體，也實用于文明水平普通的通俗大眾。潔本對于《紅樓夢》這一經典名著的普及化起到了增進感化。在這一點上，“開通本”的意義甚至要比“亞東本”更年夜。
就削刪的內在的事務來說，潔本亦有值得認同的處所。顛末削刪，后四十回續書華夏本枝葉旁出的情節，被回攏于賈府沒落這一單一線索，故事更為集中，良多不合適曹雪芹原意的情節也被消除在外。例如，茅盾將第九十一至九十三回做了集中的削刪。第九十二回中賈寶玉給巧姐講《列女傳》，顯明與前八十回寶玉的人物性情不符，被刪往顯得更為公道；第九十三回中包勇投奔賈府時提到甄寶玉也曾進進太虛幻景，這一design其實毫無需要，刪往缺乏為惜。同時，以明天的目光來看，《紅樓夢》中觸及“鬼氣”、陰司報應之類的橋段，尤其是觸及馬道婆的部門，確切有悖于古代不雅念，且基礎不具有審美性。所以，對于這些部門的刪減，也是有公道性的。
當然，在使內在的事務加倍簡練的同時，“刪紅”也反應出諸多弊病。假如從藝術性、審美性角度講，潔本《紅樓夢》不克不及算是勝利的，焦點題目在于刪往了良多看似無聊、無用，實則出色、主要的內在的事務。這不只極年夜地毀傷了原書的藝術美感，也誤讀了作者的原意。
例如，年夜不雅園起海棠詩社、開螃蟹宴、邢岫煙等人進賈府、蘆雪庭吃鹿肉作詩、踏雪尋梅、做懷古詩等情節，皆為原著之精髓，極寫了年夜不雅園內不受拘束爛漫、牽腸掛肚的生涯，營建出一片與世隔斷的桃源氣象。茅盾將之刪往，不只減弱了《紅樓夢》的藝術審美價值，也減弱了年夜不雅園前后盛衰對照的後果。同時，小說中有關趙姨娘和賈環母子的良多情節被茅盾省往，例如叔嫂逢五鬼、寶玉挨打時賈環煽風焚燒等表示明日庶牴觸的處所都被刪減，損壞了人物關系的表示，相似的情形在北靜王一線上也有表現。
又如對“大雅”部門的削刪。《紅樓夢》中詩詞曲賦的主要性為學界所共鳴，金陵十二釵的判語是對人物命運的提醒，對小說走向起到暗示感化。但在“寫實主義”的不雅念下，這些最能表示作者藝術構想的部門不復存在。小說超出實際的幻想性的一面被解構了，剩下了一部封建大師族的興起史。而由于掉往《好了歌》等最能反應作者原意宗旨的詩詞，《紅樓夢》的解讀也被緊縮在“對抗封建搾取，尋求不受拘束束縛”的單一貫度上，小說豐盛的哲學意涵便沒有了。
內在的事務的刪省還形成了某些篇章前后的不接榫。由于沒有了“木石前盟”，寶黛二人一見如故的設定便無出處，無法說明為什么“這個妹妹我曾是見過的”。這在秦鐘身上也有表現，由于第五回的刪除，寶玉初見秦鐘時秦可卿提到“上回寶二叔要見我兄弟” 中的“上回”便無從提起。同時，重訂回目形成了小說篇幅上的掉衡，有的長而冗余，幾條線索交錯雜糅在一路，顯得非常凌亂，例如“金麒麟”“七言八語閑氣多”等；有的短而缺乏，例如“柳湘蓮”一回。並且，重擬的回目并未根據同一的尺度準繩，有純真名詞（如“薛蟠”“金鎖”“禪機”“艷詞”）也有動詞短語（如“林黛玉進賈府”“劉姥姥打打秋風”），有客不雅的描寫也有編者客觀性的評價（如“襲人的奸滑”“委曲歡笑的中秋”），隨便的從頭擺列組合毀傷了原著周密的構造。
綜合看來，“刪紅”有得有掉，其得在于化繁為簡、引雅進俗，增進了《紅樓夢》在中先生及通俗大眾群體中的普及與傳佈，其掉在于對原著的誤讀和藝術毀傷，讀者所接收的，實在是潔本而并非原著自己。而假如想要更為深刻地熟悉和評價這部潔本《紅樓夢》，則需求停止汗青化和語境化的剖析。
起首，應當認可潔本在摸索古代認識介入并重構古典文學這一命題上的典範性，透過潔本，我們讀到了20世紀《紅樓夢》評價史的一個正面。“刪紅”看似是茅盾的小我行動，現實上反應出“五四”文學反動語境下的古代文學不雅念。在體裁上，跟著東方文學的不竭引介，中國傳統的“小說”不雅念被打破，拋往了不登年夜雅之堂的偏見，小說一躍成為文學之最上乘。在評價上，由于小說擺脫了“大道”的約束，“口語文”又被建立為文學之正宗，《紅樓夢》的經典性位置被逐步抬升，成為新文學陣營承認的中國現代“第一流小說”。同時，跟著易卜生等一批本國作家的引進，“寫實主義”成為新文學初期的重要批駁話語。可是，“五四”文學不雅因其思惟發蒙的訴求而自然帶有激烈功利主義的顏色，對《紅樓夢》的重釋重構，目標在于樹立新的思惟系統和評價尺度。在胡適“鐵證如山”的考證眼前，“寫實”之說進一個步驟擴展了其影響力，成為對《紅樓夢》的共鳴。這種共鳴的弊病已然在潔本中有所表現，即掩蔽或壓制了《紅樓夢》的其他文本意蘊，使批駁趨于單一貫度。在這個意義上，“刪紅”的局限便不克不及回咎于茅盾小我，這是一種時期的、汗青的局限。
同時，“刪紅”也是茅盾文學思惟與文學實行間的一次互動。互動之中，又折射出茅盾自己的牴觸。這包含茅盾自己前后文學思惟的牴觸，也包含其思惟與舉動上的牴觸。對于前者，可從茅盾分歧時代所寫的文論中得知。例如，對《紅樓夢》中“大雅”部門的懂得，在1963年的《關于曹雪芹》一文中是如許的：“曹雪芹塑造人物，真是細描粗勒，一筆不茍。書中幾多次的結社吟詩，制燈謎，幾多次的喝酒行令，一切的詩、詞、燈謎、酒令，不單都合適大家的成分、教化和性情，并且還暗示了大家未來的回宿。簡練而活潑的周遭的狀況描述也都緊扣著人物的性情；例如瀟湘館的清幽，秦可卿臥室的瀰漫著旖旎風景的擺設。”這里，茅盾確定了原著中那些文人之詞的主要感化，與《導言》中“有趣”的判定年夜相徑庭。
對于后者，則可從茅盾同時代的文章中窺得。1931年，茅盾寫了《“五四”活動的檢查》一文，試圖對“五四”思惟停止反思與清理。他以為“在文學上，新青年派（在這方面，它是那時辰的配角）所提出的很多標語都是屬于情勢方面的”，在內在的事務上，他們“至少不外說‘新文學’應當是布衣的，真正的情感的，古代生涯的反應”，新青年派“心目中的新文學是寫實主義的文學”。不得不說，如許的歸納綜合是基礎中肯的。出于這種熟悉，茅盾在“刪紅”中表現出了對“五四”必定水平上的超出。但其想要“打掃這些殘余的‘五四’”的愿看卻沒能完整完成。假如從《半夜》、“鄉村三部曲”以及《宿莽》中的幾篇汗青小說來看，茅盾似乎曾經拋棄了“五四”。假如從潔本《紅樓夢》及其《導言》來看，他的改變并不徹底。“刪紅”的基礎話語照舊是“五四”的，而并非無產階層的、反動的，這在前文曾經作了論證。
評價潔本，還要斟酌其所發生的影響。坦白地講，茅盾在紅學史上的影響遠不及王國維、魯迅、胡適、俞平伯以及毛澤東等一世人物，但其不雅點的“經典性”是值得確定的。茅盾一直站在文學家、批駁家的態度下去讀《紅樓夢》，從誇大“寫實主義”到邁向“實際主義”、從宣傳特性束縛到引進階層認識，其安身點一直在彼岸而非此岸，誇大進世而非降生。對于“逋逃藪”“煙幕彈”一類，茅盾是一直否認的，這是其“刪紅”與“評紅”中影響最深之處。筆者認為，這或許還能給《紅樓夢》的影視改編研討帶來啟示。在央視1987年版的電視劇《紅樓夢》中，關于太虛幻景和木石前盟的相干情節沒有被浮現，這和潔本的削刪在創作精力上能否有某些內涵性的聯繫關係？能否僅是因拍攝技巧前提受限而做出的取舍？個中題目都值得沉思。不只這般，1998年版的電視劇《水滸傳》也和宋云彬敘訂的潔本存在類似的暗合，異樣是刪往了原著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的神怪部門，從高俅的起家開端講起，亦將“九天玄女”的部門舍棄，這些偶合或許正闡明了潔本小說背后的文學不雅念的影響是深遠耐久的，也是有市場的。順著如許的思緒，潔本《紅樓夢》的意義或許還可以持續探討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