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寫到曹操病逝時，羅貫中曾援用晚明詩人鐘惺的一首《鄴中歌》作為對這位三國第一梟雄的評價。詩中有兩句這般寫道：“功首禍首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功首”與“禍首”、“遺臭”與“流芳”底本是兩對水乳交融的反義詞，用在曹操身上卻都顯得恰到好處。曹操天然擔得起“功首”和“流芳”的贊譽：他簡直是以一人之力延續了漢代數十年鼎祚。但是罵曹操“禍首”“遺臭”也沒錯：延續四個世紀的年夜漢王朝，終極是在他的特別布置下走向崩潰的。
對曹操停止公允評價是一件很是艱苦的義務，東漢末年以“月旦評”著名全國的許劭，曾送給曹操一個極為牴觸的經典考語：“子治世之能臣，濁世之奸雄。”許劭不愧有識人之明，這句考語也簡直成了曹操的手刺傳播于后世。
許劭的評價究竟留了些人情，而在強敵周瑜眼中，曹操的抽像直接被鎖定為“讬名漢相，實在漢賊”。這本是一句帶有顯明政治意圖的進犯，卻在千年后由於《三國演義》的眾所周知而深刻人心。《三國演義》脫胎于宋元話本，宋代蘇軾曾在《東坡志林》里記錄，那時聽三國故事的孩子們“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比及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這種尊劉抑曹的偏向被進一個步驟加深，后人說起曹操即聯想到反派。
實在，曹操這個“漢賊”當得有些冤，他固然侵凌皇權，但畢竟沒有改朝換代，漢朝的消亡是以曹丕稱帝為肇端點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曹操從未生涯在“三國”時期，他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代人。
曹操沒有代漢，那他究竟有沒有改朝換代的野心呢？《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中，就在曹操頒發了“專欲為國度討賊建功”的言辭后，羅貫中便援用了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的詩句作為點評：“周公膽怯謠言日，王莽謙和未篡時。向使現在身便逝世，平生真偽復誰知。”周公是奸臣，王莽是僭主，那曹操是忠仍是奸、是瑜伽教室真仍是偽呢？《三國演義》以貶魏揚蜀為主旋瑜伽教室律，但這一處援用卻“裸露”了書中的迷惑，由於就連羅貫中本身生怕也不敢對曹操蓋棺定論。
《三國演義》成書后，又是數百年事月逝往，后人當然更不成能往探尋曹操心坎的真正的設法。並且，這種探尋自己也是無解的：人的志向不難跟著位置、舞臺、見識的進階而變更——曹操出生官宦世家，在濁世中顛末漫長的兵馬生活鋒芒畢露，終極進九錫、稱魏王，位極人臣，這類人的志向豈能用言簡意賅歸納綜合？漢相與漢賊，或許本就不是一對反義詞。
榮幸的是，作為時期寵兒，曹操的命運與漢朝的國運慎密聯合在了一路，這使他性命中的主要節點簡直城市執政廷公函與私家手札中留下或直白或隱晦的記載。是以，在汗青文書中追隨線索，復原真正的的曹操，就成為可行計劃。假如說《三國演義》意在塑造一個單向度、教學易傳誦的文學抽像，那這些汗青文書則將展示人道中最復雜幽微的一面，而這，也理應是曹操更為真正的的一面。
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中平六年（189年），當并州牧董卓帶領著氣概如虹的涼州雄師進主洛陽時，東漢的陵夷陡然加速了。
實在在這之前，東漢的國運就曾經搖搖欲墜。漢靈帝劉宏即位后實施黨錮，寵任太監，賣官鬻爵，倒行逆施，在各州逼出了大張旗鼓的黃巾起義，在國都洛陽則催發了十常侍之亂，連漢靈帝自己也在凌亂中病故。漢靈帝駕崩后，年僅十三歲的宗子劉辯繼位，是為漢少帝。
涼州牧董卓即是趁著這一片凌亂兵發洛陽，掌控結局勢的。進主朝政后，董卓很快廢失落漢少帝，改立漢獻帝劉協，成為年夜漢帝國這艘行將漂浮的巨艦現實上的掌舵者。漢朝自劉邦肇基，至漢獻帝即位時立國已近四百年，漫長統治下累積的舊軌制與好處鏈當然不成能執政夕間被董卓一人顛覆。反董權勢敏捷集結起來，構成了一支多達十余萬人的關東聯軍，與董卓掌控的朝廷遠絕對峙，很快便迸發了董卓伐罪戰。
關東聯軍的成員以處所上手握兵權的州牧、太守、刺史為主，各路諸侯很快推薦出了牛耳袁紹。袁紹出生于汝南看族，因家族中四世持續擔負“三公”高位，被時人稱為“四世三公”。借祖上福蔭，到了袁紹這一代，袁氏曾經弟子故吏遍全國，在諸侯中享有極高權威；東漢時代又歷來重視家世門第，是以袁紹被選牛耳可謂眾看所回。
固然關東聯軍以伐罪國賊董卓、恢復年夜漢山河為名，但在聯軍牛耳袁紹眼中，“清君側”卻并不是最優選項。董卓把持的涼州兵勇猛善戰，關中又地勢險峻，經由過程戰鬥營救皇帝已然很是艱苦；即使僥幸取勝，之后還需經由過程政治手段把持洗牌后的朝廷，這就更是難上加難。那么題目出來了：既然董卓可以或許經由過程廢立天子一舉完成獨攬朝政的目標，為何權威更盛的袁紹不成以？念及于此，袁紹將眼光投向了東海恭王劉彊之后——劉虞。
時任幽州牧的劉虞舉孝廉出生，曾為東海郡吏，一路累遷至刺史、州牧。與廣泛孱羸的漢室宗親分歧，劉虞治軍能平定張純、安撫烏桓；為政則功勞卓越，深得民氣，執政野均頗有權威，以致于董卓在掌權后都要派使者遠授他為年夜司馬、封襄賁侯。假如劉虞果真在袁紹的支撐下稱帝，東漢末年的政治走向，就真難以猜測了。
為了擁立新君、完成與董卓平起平坐的野心，袁紹籠絡了冀州牧韓馥等諸侯，同時也沒忘卻請曹操“共襄年夜業”。那時的曹操在諸侯中并不算很是搶眼的權勢，袁紹拋出橄欖枝，更多出于將曹操視為故人的考量。但是，曹操卻回敬了袁紹一個鐵骨錚錚的駁倒：“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全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年夜意是，漢獻帝受制于董卓，卻沒有亡國的過掉，怎么能等閒新立新君？假如各位諸侯想立劉虞為帝，那我曹操便只好一小我向西進發，獨戰董卓了。
這段話里的“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可謂“金句”。臣子朝見皇帝需面向北，劉虞所處的幽州剛好又位于華夏的北部，是以“北面”二字有些雙關。“諸君”可所以虛指也可所以實指，意味著擁戴袁紹另立新帝的權勢不在多數。那時曹操實力不強，頗具小我好漢主義的“我自西向”當然不成能轉變戰局。可是，這四個字卻好像種子普通在曹費心中埋下，假以時日，它將能生長為參天年夜樹，轉變曹操以及東漢十三州有數人的命運。
無很是之功，而受很是之福
初平二年（191年），在關東聯軍的震懾下，董卓遷都至長安，次年便命喪呂布之手。董卓逝世后，他的部將在關中墮入混戰，而伐罪董卓的各路諸侯異樣在關東為爭奪地皮而廝殺起來。勢單力薄的漢獻帝借著這片凌亂逃回了洛陽，但舊都早已在比年烽火中淪為廢墟。就在此時，曾經生長成一支不容小覷的氣力的曹操，做出了一個嚴重決議：將漢獻帝迎接到他的依據地——許昌。
熟習《三國演義》的讀者了解，之后的汗青條線一下變得清楚起來。曹操迎奉皇帝后成為東漢的頭號元勳，等閒獲得“奉皇帝以令不臣”的上風，奠基了他同一南方的政治基本。這種設法實在將汗青過火簡化了。后人只看到曹操的猛火烹油、鮮花著錦，卻疏忽了身處局中的曹操有著如何的糾結與煎熬。
建安元年（1對1教學196年），曹操先是被同寅表請秉承父親費亭侯的爵位，旋即封為年夜將軍、武平侯，又在讓往年夜將軍職位后改任司空。明面上的曹操加官進爵、風景無窮，暗地里的曹操卻三番五次上書推讓，兢兢業業。《三國演義》究竟是小說，且來了解一下狀況這一年汗青中的曹操在上書時是若何下筆的：
《又上書讓封》：“……考功能實，非臣之勛。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擺佈，既非首謀，又不奮戟，并受爵封，暨臣三葉……”
《上書讓費亭侯》：“……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該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圣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上書讓增封》：“無很是之功，而受很是之福……臣雖不敏，猶知讓不外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掉實，下為臣身免于茍取。”
這幾份上書均收錄于清代嚴可均所輯的《全三國文》，宗旨很不難歸納綜合：曹操自以為伐罪董卓的“關東微功”和迎奉皇帝的“扶輦微勞”眇乎小哉，配不上漢獻帝所封的爵位，“無很是之功，而受很是之福”會帶來災害。天子封賞，臣子推讓并不罕有，但曹操的用語這般謙卑，就很值得玩味了。
這幾份上書中呈現了三次“三葉”，“三葉”即“三世”，曹操的養祖父曹騰被封為費亭侯，曹操的父親曹嵩襲爵，至曹操已歷三世。從后世的視角來看，曹操是尺度的名門出生，但在東漢士年夜夫階級眼中卻恰好相反：曹騰本是太監，一貫為清流所鄙夷，是以這里的“三葉”不只不是光榮，反而是曹操政治生活的污點，曹操在秉承爵位時多次推辭，很難說心坎沒有自大之心。在《上書讓增封》中，曹操提到本身固然了解“讓不外三”，但仍是保持推讓乃“至于四五”，這里的“四五”未必是虛指，那時曹操應當還寫過其他推讓的上書，只是由於各種緣由散佚了。頻仍上書的舉措可以或許證實，曹操推讓爵位的立場長短常果斷的。
在《三國演義》的敘事中，曹操仿佛先知先覺普通，在迎奉漢獻帝時就勾勒出了將來幾十年的時局變更和政治藍圖，實在這是不實際的。那時穩坐諸侯頭把交椅的袁紹，幾經考慮之下做出了廢棄迎奉皇帝的計謀選擇，曹操這才無機會“撿漏”。至于不迎皇帝的來由，袁紹的謀士郭圖和部將淳于瓊剖析得也很透闢：“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言下之意，假如將漢獻帝接到身邊，動不動便要請示圣意，假如事事聽命，權利便輕了；假如違背圣意，又有拒命之罪，那真是兩面難堪。是以，曹操手中的皇帝未必是一張好牌，甚至還能夠釀成燙手的山芋，而后面幾年汗青的成長也證實了這一點。
曹操挾皇帝以令我乎
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年夜將軍，比袁紹所授的太尉還要高，這激發了后者的惱怒。《獻帝年齡》記錄：“（袁）紹恥班在太祖（曹操）下，怒曰：‘曹操當逝世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皇帝以令我乎！’”可見，曹操見袁紹被激憤后年夜為驚駭，立即將年夜將軍之位讓了出來。值得留意的是，袁紹竟然直抒己見地罵出了“挾皇帝以令我乎”，這闡明“奉皇帝以令不臣”只是曹操一廂情愿的幻想而非實際，只是由於曹操的勝利而被后人神化了。
在實力眼前，一個毫無實權的漢獻帝并不克不及讓袁紹桀驁不馴，曹操宣稱的“奉皇帝”的功勞，在仇敵眼中只需轉換話術，立即就成了“挾皇帝”的罪證。在后續的交戰中，這一點還將被有數政敵所應用，此中就包含諸葛亮和周瑜——當然，這又是別的一個故事了。
一方面是曹操各式推脫爵位，另一方面是曹操在膽怯中交出年夜將軍之位，這闡明至多在坐擁皇帝的最後幾年，曹操的野心長短常無限的，不然在接收年夜將軍職務時他會更抑制，面臨袁紹的怒叱時，他的表示也理應更為平庸。要了解，僅僅幾年之前，當曹操說出“諸君北面，我聚會場地自西向”時，他還很能夠由於這句唉聲歎氣而命不知何處，這般血性中人，怎能被界說為政治家呢？更公道的說明是，曹操方才借由傑出的軍事才幹在諸侯中爭奪了一席之地，但還未完整克服太監之后的成分自大，此時的他假如有大志，更多的也是經由過程累積戰功、效忠漢室以舉高本身的身價。這一價值取向讓曹操武斷謝絕另立新帝而選擇迎奉皇帝，也讓曹操在對爵位極端抑制的同時對年夜將軍這一職務又掉往了抵禦力，直到激憤袁紹后才“幡然覺悟”。
更進一個步驟，對于含著金湯匙誕生、一向讓本身在門閥士族暗影下生涯的袁紹，曹操大略存有著妒忌甚至是恨意。作為政治家，金甌無缺本應是終極幻想，但對于方才完成階層遷躍、尚未完成腳色轉換的曹操來說，力壓袁紹或許才是接上去最主要的一戰，由於這一戰的勝敗關乎莊嚴。這一年曹操四十二歲，曾經跨越了三國時代人的均勻年紀，他若何能預感本身享六十六歲的遐齡？對于此時的曹操來說，無論若何都很難生出改朝換代的弘遠幻想，但克服袁紹倒是有實在現能夠性的現世目的。
為此，曹操苦心運營，磨劍數年，終于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中擊敗了袁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烏桓，袁紹之子袁尚、袁熙敗走遼東后被公孫康所殺，曹費心中幾多意難平，到此終于停息。一千年以后，宋代的詞人兼將領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感嘆：“全國好漢誰對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實在在曹費心中，劉備與孫權哪里能和袁紹比擬呢？劉備與孫權不外是后半生軍事上的敵手，而袁紹倒是前半生心坎的宿敵。
無論若何，清除袁氏權勢后，曹操曾經同一了年夜半個南方，成為東漢最強盛的諸侯。現在，再也沒有人敢于和他爭搶年夜將軍之類的官位了。這般出色的軍功，會不會讓曹操的野心收縮，甚至于發生改朝換代的志向呢？
汗青不容假定，但曹操心坎的奧妙變更，卻清楚地表現在了隨后幾年的手札與文章中——當然，這此中的起承轉機，卻要另起篇章，細細道來了。